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这标志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此后它慢慢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随着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到来，罗马帝国遭受了灭顶之灾。帝国的西部被法兰克人、西哥特人、伦巴第人、汪达尔人等蛮族占领，而帝国的东部则在战火中幸存了下来。

政权的更替也让基督教也发生了分裂，西方蛮族首领为了稳定自身的统治，奉天主教为正朔，而东罗马帝国则以东正教为正统。这两个教派虽然出自同宗，但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天主教会在教皇的率领下，逐渐掌控了人们的世俗生活，并且对王权产生了威胁，教权与王权的对抗成为了中世纪欧洲政治舞台的主旋律。

东正教会虽然主宰了东罗马帝国臣民们信仰，但始终被皇帝限制可控的范围内。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从来都不像罗马教皇那样权势滔天，甚至可以说东正教会只不过是历代皇帝实现稳定统治的工具而已。

东西方教会这种判若鸿沟的境遇形成1的原因，还得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两者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习惯的差别说起。

一、蛮族统治下的欧洲，王权需要教会来正名

教皇本来对政权谈不上有什么传统的权力可言，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的大主教们只不过是皇帝的臣仆。

但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蛮族的首领虽然征服了西罗马帝国的土地，可是原始部落的习俗无法帮助他们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国家。因此只能接受罗马人的文化与制度，这其中当然包括已经扎根在民众心中数百年的宗教信仰。

在蛮族统治欧洲的早期，教皇是用来为王权正名的，这一作用不应该被忽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政权能否平稳过渡。

它的始作俑者是矮子丕平，在盛产“懒王”的墨洛温王朝，权力都掌握在宫相手中，丕平继承了他父亲查理·马特的权威，并且战胜了自己的兄长而独揽大权。他的野心开始膨胀，打起了王位的主意。

他写信询问罗马教皇克里亚斯：“手握大权的人和自诩为王而没有实权的人，谁更适合当国王？”对于丕平的心思教皇当然心知肚明，他此时正面临伦巴第人的威胁，需要法兰克人提供的军事援助，于是便回信说：“当然是掌握实权的人更适合做国王。”

公元751年，教皇的特使卜尼法斯为丕平举行了加冕仪式，他成为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教会加冕的国王，建立了后来盛极一时的加洛林王朝。

丕平取得王权后于754年和756年两次出兵意大利，帮助新任教皇斯提芬二世击败了伦巴第人，并且将伦巴第人占领的罗马地区诸城市和过去的拉文纳总督区献给了教皇，史称“丕平献土”。

这一事件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王权的合法性来自于教会的加冕，世俗政权的更替要经过神权的批准，为国王的“君权神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而且丕平将攻占的土地献给了教皇，后者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教皇国，使得教会拥有了干预世俗事务的资格。八世纪末的教皇阿德里安一世以自己的名义铸造货币，并在教会间流通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事实上成为了日后政教之争的根源所在。

东部教会受制于古罗马的传统，服从皇帝的支配

在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时，东罗马帝国凭借相对强大的综合国力幸存了下来，同时也继承了古罗马的文化制度。从意识形态上说，在古罗马时代，教会从未试图挑战皇权，相反它只不过是皇帝维持其统治稳定的工具而已。

虽然东罗马皇帝也具有“君权神授”的思想，但他们一直认为，统治者干预和主宰基督教事务是维持“神的和平”，这是在保证帝国的臣民能够享受到神的恩惠。作为皇帝的最高责任是消除错误，镇压一切不合时宜的骚动，如此才能够将自己真正的信仰奉献给上帝。

《米兰敕令》的颁布者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主宰了尼西亚宗教会议，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强迫所有参会的主教接受了《尼西亚信经》和有关教会的法规。

到了公元6世纪，立志于光复古罗马霸业的查士丁尼一世主张实行“政教协调”的原则，他认为皇帝有权决定臣民的信仰、教职的任免和教会的规定，自己应该成为宗教争端的仲裁人，这是上帝赋予他的职责。

他曾经表示：“朕既是皇帝，亦是教父。”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就是皇帝将王权与教权集于一身，两者同样受命于天，不可分割，协调一致。

查士丁尼还将这一信念融入到了法律体系中，《新律》第6条规定：“教士的尊严是帝王安全的唯一保障，(世界八大奇迹是哪些？世界八大奇迹包括埃及的金字塔、奥林匹亚宙斯神像、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巴比伦空中花园、阿尔忒弥斯神庙、摩索拉斯陵墓、亚历山大港灯塔、秦始皇陵兵马俑。)因为教士在为帝王的幸福而祈祷上帝。如果教士能在各方面虚心接近上帝而不受非难，帝王能公正的依法治理自己的国家，那么政权和教会的协调和睦就会出现，这对人民来说是有益的。”

而实现政教协调的基础就是皇帝对教会的绝对控制，包括颁布宗教敕令，撰写教义理论，修建修道院等。并且运用强制手段严厉禁止多神崇拜和异教徒活动，违令者施以重罚如剥夺公民权、财产权等。

政治文化结构的差异性使然

蛮族习俗导致王权地方化

在漫长的中世纪里，欧洲面临着蛮族文化与罗马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与磨合，而这一过程是十分缓慢的。由于教皇获得了干预世俗事务的权力，因此教权与王权之间难免会发生冲突。

当教会面对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时是没有能力与之抗衡的，君士坦丁大帝从来都不会被主教们的意见所左右。只可惜当时的欧洲政权犹如一盘散沙，各个王国的君主甚至不得不依靠教皇来对抗自己的敌人。而且造成这种弊端的正是他们自己的习惯与文化。

那个时代还没有形成民族国家的概念，无论是西哥特人、伦巴第人还是法兰克人都保留了部落时期的原始习俗。

比如在墨洛温王朝，按照他们的继承习俗，老国王会将自己的遗产平分给儿子们，所以国土也会被平分，这看似是父亲对儿子们的关爱，实际上却让兄弟们反目成仇。每个儿子都希望成为王国境内唯一的统治者，这时候既不顾及亲情亦不讲究人伦，他们中间的幸存者并没有吸取教训，再次将狭小的土地平分给自己的下一代。

几代人之后，不仅在墨洛温王朝境内，也包括不列颠地区，一共有大约200个国王，王权被彻底地方化了。

习俗的力量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就连曾经几乎统一欧洲的查理曼大帝也不能幸免。矮子丕平在临终前将国土平分给了卡洛曼（查理曼大帝的哥哥）和查理曼，两兄弟始终勾心斗角，不幸的卡洛曼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个寡妇和两个幼儿，查理曼抢夺了两个侄子的地盘，卡洛曼的遗孀只能带着两个孩子投奔法兰克人的死敌伦巴第人。

此后查理曼几乎统一了欧洲，并接受教皇的加冕成为了“罗马人的皇帝”。他的成功可以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来表达，那就是“穿着法兰克人的裤子，头顶罗马人的皇冠”。然而等到他去世后不久，加洛林帝国就再度分崩离析，他的三个孙子将国家一分为三，成为了日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雏形。

四分五裂的政权给了教皇树立权威的机会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而教皇就经常扮演渔翁的角色。不仅如此他还以上帝的名义成为“争端”的仲裁者，以此来提升教会的权威。此时的教皇早已不再是那个在查理曼大帝面前唯唯诺诺的臣仆，教皇斯提芬四世甚至无需皇帝的同意就能荣登大位。

温厚者路易因为将瑞士与弗朗什—孔泰这两块肥沃之地赐给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儿子秃头查理，而引起了皇后所生三子（辅佐朝政的长子洛泰尔、拥有阿基坦的丕平和主宰巴伐利亚的路易）的反抗。事实上这次叛乱的始作俑者是科尔比修道院院长和圣德尼修道院院长，正是他们招募军队，联合了里昂、亚眠等地的主教，煽动三位皇子起事情。

这说明当时的皇帝已经没有了绝对的权威，教会势力在政治斗争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教皇格雷戈四世公开支持皇子的阵营，他来到法国宣布对温厚者路易施以绝惩。尽管这种绝罚不会对皇帝产生任何作用，但却能使他在民众心中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教皇在给帝党阵营的主教回信时，毫不忌讳的说出了：“须知我的主教权威是在路易的皇帝权威之上。”

皇帝被迫把战争转为了谈判，教皇俨然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他堂而皇之地来到温厚者路易的军营使得皇帝的权威黯然失色。

据《风俗论》记载，当格雷戈四世走出军营的时候，皇帝军队中大约有一半士兵倒向了洛泰尔。于是这位倒霉的皇帝成为了三个逆子的阶下囚。虽然“忘恩负义”的洛泰尔并没有给予教皇格雷戈四世什么好处，但后者已经在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中占得了先机。

正是欧洲在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才给了教皇建立自己霸权的机会。到了公元11世纪末，教皇乌尔班二世将自己的权势发挥到了极致，竟然能够鼓动各国的骑士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并且建立了四个十字军国家。

东正教的内讧使其无法与强大的皇权对抗

当西罗马帝国的土地被分割成各个蛮族王国的时候，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依然坚守着君士坦丁堡，控制着相对广阔的疆土。他们从古罗马继承下来的不仅是半壁江山，还有那庞大的官僚机构，实行绝对的中央集权。

帝国的政治文化趋向于防御和自卫，除了查士丁尼一世、巴西尔二世等极个别人外，很少有东罗马皇帝具有冒险精神。所以统治者必然会对帝国的社会事务干预得非常多，而且实行高压政策。事实上直到15世纪中期以前，东罗马帝国（或者说拜占庭帝国）始终都是地中海沿岸少数几个实行皇帝专制的国家之一。

反观东正教会内部却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而这种危机一旦与政治、经济、民族问题相结合，就十分容易形成大大小小的宗派，这些宗派的斗争使得东正教会元气大伤。

9世纪中期，以斯都底奥斯修道院院长奥塞多利创建的斯都底奥斯派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麦绍底乌斯（843—847年在任）为首的教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们都利用神学教义为武器攻击对方，但实际上这些理论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态导致东正教内部对立情绪极为紧张。

最终皇后赛奥多拉成为了仲裁者，她任命伊格纳条斯（847—858年，867—877年两次在任）成为了新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平息了争端。

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当加洛林王朝的皇帝与三个皇子斗争的时候，罗马教皇成为了仲裁者，而东罗马帝国的情况则刚好相反，代表皇权的皇后成为了大教长与修道院院长冲突的仲裁者。可见政治文化结构的差异性使得两者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教育资源分布不同对教权的地位形成了影响

欧洲的教育资源几乎被修道院垄断，为教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国家的强盛是以教育为基础的，通过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毋庸置疑的是，自蛮族占领西罗马的土地后，在教育这一环节上是非常薄弱的。

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很多国王别说用拉丁语交流了，就连书写都无法完成，直到查理曼登基后才开始推动学术复兴。查理曼本人虽然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征服者，他将拉丁语中的好几个词汇引入到了法兰克语中，但他对拉丁语其实也只是一知半解。根据其传记作者艾因哈德的记载，查理曼只会书写拉丁语，而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在所谓的学术复兴时期，查理曼竭尽全力的为儿童提供读书的机会，可世俗教育依然十分孱弱。当时学术最发达的地方是修道院，特别是像富尔达、图尔、赖歇瑙这样的修道院毕业出来的学生有不少人都从事教职或涉足行政体系。

比如赖歇瑙修道院毕业的瓦拉弗里·史特拉博拥有《圣徒传》的作者、诗人和太子太傅等多重身份。由于这些负责教学任务的修士修女们并不受国王的控制和监督，其薪资并不由国王来支付，职位也不由国王来任命。一旦发生政教冲突，他们会利用自己在人们信仰上的引导力来帮助教会取得胜利。

查理曼大帝死后，加洛林王朝开始衰落，但修院学术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停止。仅仅在9世纪，修道院的文书房里一共制造出5万册图书。这足以证明，国王们并没有利用学术复兴的契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皇权控制下，完备的东罗马帝国教育体系

在中世纪早期，与几乎是教育荒漠的欧洲相比，东罗马帝国的教育体系几乎可以用完备来形容。帝国早期的教育机构分为国立、私立和教会三类。三者在帝国的教育体系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国立学校的教师由政府支付薪金，而私人教师的收入则来源于学生的缴纳的学费。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国立大学聘请了10位希腊语教授，10位拉丁语教授、10位希腊语演说术教师和多名法学家及哲学家任教，此后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国立高等学府。

当时国立大学不仅是教育机构更是学术研究中心。比如雅典是古希腊哲学和文学的研究中心，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则是所有科学的研究中心。

在7世纪以前，国立大学的教育课程并不受任何限制，非基督教的知识也可以在学校中传播。而教会学校则是由教会和修道院主办，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教会培养足够多的神职人员，因此在教会学校只教授语言、《圣经》和圣徒传记。

尽管东罗马帝国国立大学的学习氛围相对自由，但是皇帝的意志依然决定这一切。

比如在著名的雅典学园中，皇帝的宠臣或秘书、皇子的导师可以轻而易举的被聘任为学园的教师。当学园所设立的课程违背了皇帝的意志时，那么它就会被无情地取消。此外皇帝还有权决定学生所必须修习的课程，以便将来更好的为自己所服务。

到了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时期，为了巩固皇权的需要，他罢黜百家，独尊基督教的政策对拜占庭的教育体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基督教神学教育取代了希腊古典文化传统，教育的天平开始向教会倾斜。

许多非基督教人士被剥夺了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著名的雅典学园被关闭，与此同时，研究基督教神学的高等学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和欧洲不同的是，由于教会处于皇权的严格控制之下，因此更为变本加厉的为封建专制统治输送所需的人才。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东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趋向于保守，古希腊先贤的思辨精神已经被洗涤的荡然无存。

一家之言

天主教与东正教系出同源，但不同的环境结出了不同的果实。东正教会成为了东罗马帝国当局的统治工具，双方配合的十分默契，让该地区在整个中世纪都处于稳定的专制统治之下。而欧洲国家则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即使曾经几乎统一欧洲的查理曼大帝也受制于落后的蛮族习俗影响，亲手将自己打造的庞大帝国“拆分”。

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最终沦丧于穆斯林之手，法兰西的国王始终与封建领主相爱相杀，而在德意志则盛行地方分离主义，皇帝与诸侯始终争斗不休。也正因为欧洲的王权如此孱弱，才无形中推动了教会的发展，使其迅速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参考资料：

伏尔泰著《风俗论》

克里斯·威克姆著《企鹅欧洲史：罗马帝国的遗产400—1000》

陈志强著《拜占庭帝国通史》

徐家玲著《拜占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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