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孤立的人，与走兽无异。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他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说，体现于他在人群之中的文化生存。这决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会在自身、家庭、乡里、邦国、天下这些概念中逐层扩大。或小或大，每个人总会代言一个圈子，代言之后，对内是疏导和协调，对外则就是竞争和挑战了。

从斗争智慧的层面上来讲，从老子到孙武，诸子文化力完成了从“阴谋”到“阳谋”的发展历程。阴谋是一种终极的胜战力，这也是我们对东方文化富有信心的底气。但是，狭路相逢，猝然相对，在生存的实际博弈中，人们交换和展示的，却是一种爆发性的能量。人必须首先在直接的斗争中生存下来，才有可能实现最终的安定与统一。

随着文化的发展，那种单纯依靠体力的暴力性身体对抗事件只留存在个别区域罢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节奏的加快，外部交往的频繁，多层级、表面化的斗争氛围越来越明显。我们迫切需要斗争的智慧来应对无所不在的压力和挑战。

《孙子兵法》正是一部蕴涵丰富的胜战思想的杰作。

孙武是舜帝的后裔，他的祖先由陈国流亡到齐国，改姓为田。田氏的一个继承人因伐莒有功，被齐桓公赐姓为孙。到孙武出生时，他们家已经几世做齐国的重臣了。

后来齐国内发生乱，田氏家族被驱逐，作为同族的孙武也被迫逃到吴国。

孙武仅比孔子小一、二十岁，却正赶上一个春秋末叶动乱的年代。他青年时期就创作了《孙子兵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孙武还没有受到诸侯的赏识。要不是伍子胥的引荐，他还不能顺利得到吴王阖闾的接见。

伍子胥是因父兄之仇来到吴国的。他见到吴王阖闾有雄图大志，但苦于缺乏人才，就推荐了孙武，并把孙武的著作给吴王观看。吴王一看见孙武的兵法著作就大为赞赏，并召见了孙武。

吴王对孙武说：“我已经拜读了先生的十三篇大作，但不知你是否可以实际演习一下？”孙武说：“可以！”吴王说：“可以用妇女来演习吗？”孙武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吴王便召集来宫中的180名美女。孙武把她们分成两队，并指定两位最受宠的妃子充当队长。孙武先向她们讲解军法，强调军法的严肃性，然后向她们讲解操练的要领和要求。

孙武像模像样地让执行军法的刀斧手站在两边，命令美女们向右转。美女们感到滑稽，笑做一团。孙武表情镇定，他说军队不听号令是将领的过错，需要再向他们解释。

再次讲解军法和动作之后，孙武命令她们向左转，又惹来美女们一阵娇笑。孙武说：“现在就是队长的过错了！”他命令刀斧手把两个队长斩首。

吴王在台上一听，吓得魂飞天外，马上传令说：“寡人已经知道先生的军法之妙了，还是饶恕两位爱妃吧，我没了她们饭都吃不下啊！”

孙武对传令官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于是，他坚持处斩了两位妃子，命令两位排头的美女继任队长。再次操练，美女们没有一个不听话的了。

这个事件的寓意是深刻的。它告诉我们，对于残酷的战争而言，混乱、儿戏、软弱、人情等等都是要不得的，这都是战争失败的根由，必须首先去除。

这次检验使吴王大为伤心。但吴王也认识了孙武的厉害，他把他留在了身边作为军事顾问，领大将军的头衔。

此后，伍子胥和孙武就成为吴王阖闾的左膀右臂，帮助他南征北讨，建立了霸业。

吴王一直有心攻楚，但孙武始终认为时机未到，主要就是民生和民心的问题没有解决。经过多年的修生养息和伍子胥提出的“疲楚”（不断军事骚扰出国）战略，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楚的条件已经成熟，孙武与伍子胥佐阖闾大举攻楚，直捣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楚军沿汉水组织防御，同吴军隔水对阵。由于楚军主帅令尹子常擅自改变预定的夹击吴军的作战计划，为了争功，单独率军渡过汉水进攻吴军，结果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战败。吴军乘胜追击，5战5胜，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乎灭亡了楚国。

战争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征服。儒家总是怀疑征服的意义和效果，但实际上，中国现今这么大的版图，要说形成之中的功绩，文化占一半，武力也能占一半。西汉刘向《说苑·指武》曰：“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就是说，对待周边部族，首先要“文而化之”，先礼后兵，但是好说好商量的你要就是不听，反而屡次前来侵扰，那么就得动武了。动武，我也不输给你，这才是我们的汉唐精神。

对于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面对恶的侵凌，抗争是义不容辞的，越是及时，代价越少。

但是，我们也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毕竟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和平！

这是孙武兵法的基本原则，是保持常胜的精髓。

战争的目的并不是击败对方的快感，胜利的成就感其实只是一个附属品而已。在这里，中国兵学的民族特征也显现了出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战争的起点是防御，终点却是和平。

以战求和，这是一个具有阳刚气质的君子不可或缺的能力。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战争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

没有，我们的人生，并没有远离战争的漩涡。

人，生而有情有欲。天道与人情，公理与私欲无日不交战于胸中，这首先就是消耗性的暗战。

有一天，孔门弟子子夏来见曾子，曾子惊奇地发现子夏胖了，就问他是什么缘故。子夏回答说：“战胜，故肥也。”曾子就更感到奇怪了，没听说他带兵打仗啊，胜利从何而来呢？子夏解释道：“我过去啊，既留恋先王所倡导的道义，又艳羡富贵所带来的享乐，两者交战于胸中，旗鼓相当，难分伯仲，每日纠结于心，令我疲惫不堪，面色黧黑，骨瘦如柴。终于，现在先王的道义打败了富贵的享乐，我再也没有什么犹豫和矛盾了，因此身体也胖起来啦。”

这样的暗战，每个人都有。根基好的人，取胜快，活得自信而踏实；悟性差的人，可能终生不胜，活得狼狈而心酸。

怎样尽快取得这种暗战的胜利呢？一个是读书明理，另一个是向人请教，最极端的办法就是以明战取代暗战。

暗战会被明战碾碎，战，则内部安定；战败，则内部重组；战胜，则天下太平。

生硬的战胜得到的是威严，智慧的战胜得到的是信赖。

小胜利其志，大胜利其气，志气旺盛者可为当时之霸王。权谋诡诈，应该运用于实践。

孙武子云：“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计篇》）蛮力可胜蛮力，这是不需要讨论的。越没有技巧，越没有规则，越有机会取胜。

谋力也可胜谋力，这却需要研究。越是深沉精微，越有机会取胜。

本书的开篇讲的是仁义的力量，但现在又在说诡变的力量，这不是相互违背的吗？

非也！其实仁义和诡变是一种主从关系、互补关系。

人生在世，从主流的方面来说，在太平的年月，当然要以道德的涵养力为主，但在枝节的困难上，在动荡的情势下，也要有变通甚至诡诈的能力，这才是一个更加完善的君子人格，那种遇到问题毫无解决办法的老好人形象也不是我们的理想人生。

尤其是在变动激烈的危急时刻，聪慧就变成了道德，权变会淹没说教与伪善。孟子也说过：“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常理；但嫂子落水了也要不顾一切的拉她上来，这就是权变。”儒家的圣人也是肯定变通的。孔子的徒弟子贡也曾为了挽救鲁国而四处游说，搅得天下大乱。

或大或小，或抽象或具体，人总是要有一个自己维护的对象的，这个对象越抽象越广大，人也就越伟大。

战争胜利的一个条件是灵活，另一个条件是冷静。

情绪化的东西是作战时候最要忌讳的。孙武子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领导者不可以因为情绪的推动而发动战争，而要依凭是否有利的原则来判断是否作战。这种伟大的理论，确实是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就说大家熟悉的《三国演义》中的战例，蜀先主刘备因义弟关羽被东吴所害，一怒而发兵攻吴，最后大败而还。司马懿却以超人的度量，忍受了诸葛亮的百般折辱，最后守住了营阵。如果不首先修养好自己的忍耐力，那就不会取得成功。

尽管儒家和道家的主导思想是对立的，但相对于兵家、法家和纵横家来讲，他们都显得进取心不够。听天由命的思想在两家都有表现。儒家说：“君子居易以俟命。”道家爱说：“达人知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未知的主宰，不去奋勇抗争，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孙武子传达给我们一种作战的勇气和使命，人生需要一个个平台向上争取，减少更多的无谓消耗，获取更多的资源，做出更大的业绩。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只是一招险棋。“空城计”的好戏不可能经常上演，经常上演的却是马谡式的街亭之败。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先立于不败之地。孙武子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意思是说：先要把自身的致败因子挖出来，解决掉，再等待敌人的可乘之机，方可取胜。

能不能完善自己，这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能不能取胜，却不是自己单方面说了算的，还要取决于对方。所以兵法家强调，即便有绝对的实力优势，也要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来攻击，以稳操胜券，减少损耗。

孙子兵法，强调一种“完胜”原则，即以尽可能少的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胜利。

孙武子云：“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所以不可攻。”（《孙子兵法·九变》）期待敌人不来侵略，在侥幸心理中苟且偷安，这是兵家的忌讳。疲弱的北宋王朝，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下灭亡的。

“故善战者，先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孙子兵法·军形》）善于作战的人不会失去敌人提供的可乘之机，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居安思危，只有常年的戒备才能获取及时的胜利。

如何立于不败之地？最首要的一点，却是保证兵士身体的强健。强健的体魄、旺盛的精神、执着的求胜欲是军队作战力的基石，也是每个人成功的基本条件。

正如曾国藩所说：“无论如何烦恼穷窘，总以保养身体为兵书就觉得自己可以挺身而斗，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些在生活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各色人等，早就掌握了丰富的生活斗争经验，你的。

文丨广院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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